“小朱吗？……对，是我。……不敢说指示，有一件事要请你帮忙。……噢是这样，我这几天有急事，把我的课调到下周行不行？……我晓得要期中考，随堂考嘛，不碍事的。……那就谢谢你啦，下回请你吃地瓜干。”

　　父亲有个外号叫“全才”，这个全才在中文系干了一辈子连个教授都没捞到，退休还是副教授。这个公社干部出身的行政科长坏就坏在全才上，最早研究“5？23”，然后研究高甲戏，后来更荒唐，连电脑键盘都没摸过的父亲竟然靠剪刀和糨糊研究起网络文学。“5？23”是他们那一行的暗语，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。父亲的房间堆满了书，大部分是他自己的书——他一辈子就出过一本书，叫《文学的政治性》，印了两千本，所有的朋友都送遍了仍然堆满他的房间。除了钓鱼，父亲在一所由仓库改造的民办高校教《室内装潢》，一个快八十的老头还要去赚五十块一节的课酬，说起来真叫人心酸。即使研究网络文学，也改变不了父亲的农民习性，比如他从不说“我知道”，而是说“我晓得”；比如说他一旦需要感谢别人，就立即想到“我请你吃地瓜干”，似乎老家来的地瓜干比高丽参还珍贵。

　　对母亲，父亲从来不愿多说什么，对母亲的死亡更是讳莫如深，非提到不可，也仅仅是一个冷冰冰的名字：水漂萍。隐隐约约听季杆和丁阿姨说，我母亲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女人，一个中国南方最着名的女人类学家，一个资本家的臭小姐。我去过林惠祥的人类学博物馆，知道人类学是怎么回事。母亲研究四川阿坝的桃盘寨和闽西的蛊惑寨，但从她留给我的手抄本《桃盘寨考察报告》来看，只字未提蛊惑寨。因此，母亲的死亡就成为我心中永远的谜团。奇怪的是，父亲矮矮胖胖，我却长得高高瘦瘦。这样，我就生活在双重的恐惧中：对红色的恐惧无法痊愈，对身世的恐惧与日俱增。

　　这一天吴医生没走，吃过晚饭他还不走，显然，父亲是要他守住我。既然不能探讨我的病情，探讨一下蛊惑杀人的问题总是可以的。吴医生没有正面回答我蛊惑鬼的有无，而是给我讲大洋洲土着的杀人骨。吴医生说：

　　“大洋洲的土着用人骨和头发制成一种工具，也可以用人骨、袋鼠骨、木棒甚至石块制成。要使杀人骨生效，必须举行复杂的仪式，才能赋予它强大的超自然力量，妇女和非本族人绝不能知道仪式的奥秘。有了杀人骨，杀人者并不需要与受害人有身体接触，杀人者穿着用白羽毛和人头发制成的鞋子，跪在离被杀者较近的地方，将杀人骨像枪一样握在手里，对准并指向犯人，再尖声念出一串咒语，受害人便犹如长矛刺心，必定在劫难逃。这种杀人方法不但永不失手，而且不留任何痕迹。

　　1956年4月中旬，一个名叫鲁穆的土着人突然得了重病，无法吞咽，不能进食和喝水。家人急忙用飞机把他送到达尔文医院。大夫们给他做了各种检查，却查不出任何病因。奇怪的是，他本人却绝望地放弃治疗，因为他已被人指过，肯定活不成了，只要求医院牧师为他祈祷。果然，他在医院勉强维持了四天，第五天死去。警方调查后得知，他是美利族人，因犯了族规而需接受族人的审判，但他拒绝接受审判，并远走他乡，于是族中杀手便制成了一根杀人骨，对他执行了‘骨指术’。

　　杀人骨是大洋洲土着用来对付破坏族规者的秘密武器，土着人对此深信不疑。网络上说，至今只有一个被判这种死刑的土人逃脱了法网。这个土着人名叫韦布，阿龙塔族人，因为与别人争夺来福枪，手枪走火，打死一个同族人。1969年4月，法院以意外事故判他无罪。但族人告诉他，不管白人如何判决，他必须接受族人对他的审判。韦布知道族人必定是要他偿命，于是，他便开始亡命天涯。截至1976年，他已经逃亡了七年，他心里明白，族人永远不会放过他，有朝一日遭遇杀人骨，他必定难逃一死。

　　然而，为什么一根骨头就能置人于死地呢，至今科学和医学界都没有找到答案。”

　　吴医生认为，其实是暗示的力量在杀人。假如有十个人一致指证你得了不治之症，你一定会不久于人世。吴医生还举了一个暗示力量杀人的例子：

　　“在美国，有几个大学生与一名年轻人开玩笑，把他的双手和双脚捆着，再把眼睛蒙住，然后抬到一条早就废弃不用的铁轨上。当然，这名被绑的年轻人并不知道自己卧在那里的铁轨已废弃不用了。这时，旁边的铁轨正好有一列火车呼啸而来，又飞驰而去。开始年轻人还拼命挣扎，后来就不动弹了。当那几个大学生给他松绑时，他已死了。”